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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斯卡获奖导演马塞尔·奥菲尔斯去世,享年97岁,他迫使法国面对二战的过去

巴黎(美联社)——奥斯卡获奖导演马塞尔·奥菲尔斯去世,享年97岁。他1969年的里程碑式纪录片《悲怆与怜悯》打破了大多数法国人在二战期间抵抗纳粹的安慰神话。

这位德国出生的电影制作人是传奇电影制作人马克斯·奥菲尔斯的儿子,他的孙子安德烈斯-本杰明·塞弗特告诉《好莱坞报道》,周六在法国西南部的家中自然去世。

虽然奥菲尔斯后来凭借《Hôtel终端站》(1988)赢得奥斯卡奖,但《悲伤与怜悯》标志着一个转折点——不仅是他的职业生涯,而且是法国如何面对过去的转折点。

这部剧被认为太过煽动性,太过分裂,在法国电视上被禁了十多年。法国广播公司高管表示,它“摧毁了法国人仍然需要的神话”。直到1981年才在全国播出。大屠杀幸存者、战后法国的道德良知西蒙娜·维尔(Simone Veil)拒绝支持该法案。

但对于这个国家的年轻一代来说,这部电影是一种启示——对民族记忆和民族身份的挑战,是一种不屈不挠的历史清算。

戴高乐(Charles de Gaulle)精心构建的神话被戳破了。戴高乐是一位战时将军,曾带领自由法国军队脱离流亡,后来成为法国总统。1944年法国解放后,戴高乐宣传了一个版本的事件:法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抵抗纳粹的占领,在尊严和反抗中团结起来。通敌被说成是少数叛徒干的事。他坚持认为,法兰西共和国从未停止存在。

1972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的《悲怆与怜悯》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:这部纪录片以纯黑白拍摄,时长超过四个半小时,把镜头对准了法国中心的一个省城克莱蒙费朗。通过对农民、店主、教师、合作者、法国抵抗运动成员——甚至该镇的前纳粹指挥官——的长时间、不加掩饰的采访,奥菲尔斯揭露了占领下生活的道德模糊性。

没有旁白,没有音乐,没有引导观众情感的手。只是人——说话直白、笨拙,有时还带有防御意味。他们回忆着,辩解着,犹豫着。在这些沉默和矛盾中,这部电影传达了最具破坏性的信息:法国的战争故事不是一个普遍抵抗的故事,而是一个普通妥协的故事——由恐惧、自我保护、机会主义和有时无声的共谋驱动。

这部电影揭示了法国警察是如何协助驱逐犹太人的。邻居们都保持沉默。老师们如何声称不记得失踪的同事。有多少人只是勉强度日。《悲怆与怜悯》似乎在说,反抗是例外,而不是常态。

实际上,这是电影对戴高乐爱国神话的毁灭——法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抵抗,而这种合作是少数人的背叛。相反,奥菲尔斯展示了一个道德上分裂的国家,没有准备好面对自己的倒影。

在2004年接受《卫报》(The Guardian)采访时,奥菲尔斯对他拍这部电影是为了指控的指控感到愤怒。“它并没有试图起诉法国人,”他说。“谁能说他们的国家在同样的情况下会表现得更好呢?”

马塞尔·奥菲尔斯于1927年11月1日出生在法兰克福,他的父亲是传奇的德国犹太电影制作人马克斯·奥菲尔斯,他曾执导过《火龙》、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和《洛拉·蒙特斯》。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,这家人逃离德国前往法国。1940年,当纳粹军队逼近巴黎时,他们再次逃离——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,然后前往美国。

马塞尔成为美国公民,后来在被占领的日本担任美国陆军大兵。但正是他父亲的巨大遗产塑造了他早期的道路。

“我出生在天才的阴影下,”奥菲尔斯在2004年说。“我没有自卑情结,我就是自卑。”

20世纪50年代,他回到法国,希望像他父亲一样执导小说。但在几部口碑不佳的影片之后——包括1963年的《香蕉皮》,一部由让-保罗·贝尔蒙多和珍妮·莫罗主演的恩斯特·卢比奇风格的惊悚片——他的道路发生了改变。“我没有选择拍纪录片,”他告诉《卫报》。“没有职业。每一个都是一个任务。”

这种不情愿的转变改变了电影。继《悲悯》之后,奥菲尔斯又推出了《正义的记忆》(The Memory of Justice, 1976),这是一部对战争罪行的全面反思,审视了纽伦堡,但也将其与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暴行进行了令人不安的对比。在1988年的《Hôtel终端站》(Hôtel Terminus)中,他花了五年时间追踪所谓的“里昂屠夫”克劳斯·巴比(Klaus Barbie)的生活,不仅揭露了他的纳粹罪行,还揭露了西方政府在战后为保护他所扮演的角色。这部电影为他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,但法国媒体报道称,他在拍摄期间曾试图自杀,这让他不堪重负。

在《我们看到的麻烦》(1994)中,他把镜头对准了报道波斯尼亚战争的记者,以及媒体与苦难和奇观之间的不安关系。

尽管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法国,但他经常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。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我是一个德国犹太人,”他在2004年说,“一个想要抨击法国的偏执的德国犹太人。”

他是一个矛盾的人:一个犹太流亡者娶了一个曾经属于希特勒青年团的德国女人;一位法国公民从未完全接受;他崇拜好莱坞,但却通过讲述别人不愿讲述的真相改变了欧洲电影。

他身后留下了他的妻子,ramesine,他们的三个女儿和三个孙子。